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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的风格唐代俗讲和唐诗传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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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唐代的俗文学,无可回避的是唐代僧侣们的僧讲,他们在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讲经文、押坐文、经变文中存在大量的韵文,这些韵文正是讲唱文学中的唱的部分。巴宙认为:“选取佛经中有兴趣或神变的故事用散文与韵文写成,故在宣讲时有说有唱,颇能引人入胜而大收宣传的效果,唐代的俗讲僧文溆是最善此道,此中最著名的有:阿弥陀经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太子变文、目连变文、降魔变文等。”

会昌年间(-),日本和尚圆仁求法入唐,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记载有长安僧侣在寺院里讲唱经文的情形。而且,当时的寺院俗讲非常兴盛。唐代寺院不但是宗教的场所,也是民众们游赏,关系的场所。唐代民间伎艺、戏场主要在寺院里进行。“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上述记载长安开讲的寺院有资圣寺、保寿寺、菩提寺、景公寺、会昌寺、惠日寺、崇福寺等七处。法师就有海岸、体虚、齐高、光影、文溆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了文溆法师的俗讲,在多个文献中发现了文溆俗讲名震一时。“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

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甚至唐敬宗也亲自到兴福寺听俗讲,宝历二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陈汝衡说:“俗讲一定先起于民间,先有若干和尚在城市寺院里讲唱,博得民众们喜爱,然后流风所被,便成为和尚们一种伎艺,方才有帝王出来提倡。而帝王们以护法的身分关心这种讲唱,那已是讲唱在民同普遍发达以后的事了。”

“到了中唐晚唐时期,长安大寺院里盛行着以散韵文合体的所谓‘变文’讲唱,而讲唱的就是些著名的和尚。并且由单独讲唱佛经演进为唱说民间故事,这给市民阶层带来了新的文娱形式,其影响于后世是极大的。”俗讲的包括一整套庄严的仪式,严格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先后的次序,念佛、发愿、开讲、唱经等等。敦煌写本中的变文、讲经文、押座文都有所体现。许多歌谣就是从这类讲唱韵文中诞生的。

唐代民间俗诗从变文中演化出来的就有好几首。如长沙窑出土瓷器上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见于敦煌S.《庐山远公话》记远公为崔相公讲“四生十类”,讲至第七类“身智二足”时,说偈曰“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迟,智恨身生早。身智不相逢,曾经几度老。身智若相逢,便得成佛道。”长沙窑见“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一诗就是从敦煌写本《秋胡变文》“三公何处来”演化而来的。《秋胡变文》是唐代南北非常流行的讲唱话本。

敦煌文献中明确记载有文溆的俗讲并不多见,但是唐代另外一位俗讲大师云辩不但在敦煌文献留下了多卷关于他作品的记载,还流传一卷云辩大师的文抄。晚唐时代,敦煌有一位使节,到洛阳有幸聆听了云辩大师的俗讲,之后受到云辩启发,归依佛教,并将关于云辩大师的多部文献带回敦煌地区。

《释云辩诗文抄》中的云辩乃是唐代著名的俗讲大师。陈尚君《五代俗讲僧云辩的生平与作品》一文提到北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云辩在长寿寺五月俗讲之时,有洛阳谈歌妇人杨苎萝在侧,杨苎萝乃善合生、杂嘲的谈歌女,对云辩极尽嘲戏之辞。云辩就是圆鉴,为左街司录。有云辩的《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此卷最后,有李琬附记:大德参寻圣境,远达梁京,偶因听规清谈,说本道风化,而乃顿回愚意,倾心归依。二年来往,一无供须,所令迭纸挥毫。故并辞惮切认。广敬西天梵语,多重东国文章,更能无染无违,必究真空真义。

时显德元年季春月蓂开三叶,长白山人李琬蒙沙州大德抄记。陈尚君分析李琬可能为沙州归义*出使汴梁人员。因为偶然受到了云辩大师的启发,追随归依云辩。云辩讲法的声名远播边陲,为沙州大德所闻,让李琬抄录后流传保存在敦煌。云辩的各类作品多达六种。云辩的故事可以说明僧侣俗讲说法对写本的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僧侣说法中的说唱韵文不但化到了听众的心灵,让他们追随归化宗教,同时信徒的虔诚引起他们抄写这样韵文的热情,带动了文化的传播。

正面为《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背面是《敦煌琵琶谱》。“长兴四年”是后唐明宗四年(),这个写卷抄写“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讲唱《仁王护国经》无疑。《仁王护国经》为八品长达一万字的经文。杨雄据卷中“三载秦王差遣臣,今朝舜日近舜云”判断《长兴四年应圣节讲经文》的作者可能为秦王幕府的僧人,此僧“又从今日帘前讲,名字还交四海闻”,是五代洛阳著名的俗讲僧人。刘铭恕、陈尚君认为此僧极可能就是云辩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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