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神且娱人
隋唐时期的寺院与民间音乐
“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
隋唐流行于民间的歌曲、乐曲和舞曲很多，且山歌、田歌、采莲歌等等种类繁多，后经大量文人仿制后，形成与民间歌唱间的良性互动，并丰富和发展了唐代文学的体裁与形式。
民间歌曲与乐舞的长期流行，逐渐由走乡串镇的流动“作场”，转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歌舞百戏表演场地，如“戏场”。后又出现的“歌场”、“舞场”及表演变文的“变场”之类。
表演场所比较固定后，促使乐舞演艺活动开始走向半职业化或职业化，一些家庭戏班或伎艺人的营业“班社”开始出现。而比较先期出现的音乐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寺庙，故寺院音乐成为此期的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音乐形式。
除大量变文写本，曲词、民间乐曲的歌词外，不少宫廷燕乐歌舞作品来自寺庙音乐。如以印度佛曲《婆罗门曲》为素材的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来自《隋书·音乐志》部伎乐中的《西凉乐》，“舞曲有《于阗佛曲》”；《天竺乐》的“天曲”亦即佛曲。
而佛教音乐中也有大量以民间音乐为基础，改编使用在其歌唱的“梵腔”、“赞”、“偈”等宗教歌曲中的音调，或直接使用现成的民间音调。这是由于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注重了对佛教的提倡和利用。如唐初统治者实行儒、佛、道三教并行，注意三种势力的均衡。
武则天利用《大云经》，把自己的篡权神化为是弥勒授记的。唐玄宗信仰密宗教，在安史之乱中得到了佛教的帮助。晚唐的懿宗崇信佛教，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修建寺庙，并每年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
每年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仍是唐代民间游春踏青的娱乐节会，而官员贵戚、朝士词人于上巳日游宴酬唱之风也颇为时兴。杜甫名篇《丽人行》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肤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谷，水精之盘行素鳞。”
虽写的是杨国忠兄妹上巳游乐的奢靡，私家伎乐的炫耀，嘲讽贵戚显宦们“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权势，但也展现了朝廷豪华乐舞的一个侧景。
此外，唐时每年的重阳及寒食、清明、端午、七夕等节会，也是宫廷、民间聚会、欢宴、歌舞游艺的节日，如荆楚、江南地区端午传统的龙舟竞渡等。而节会之外的年终“腊”祭，包括包括祭灶、驱傩等，则是民间较为看重的祭祀狂欢民俗。
孟郊《弦歌行》中有“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相顾笑声冲庭燎”的记载，可见出民间驱傩祭仪中的娱乐性质。每年春社、秋社两次祭祀社稷的迎神（土地神）赛会，祀后吹箫击鼓的鼓乐、歌舞、杂技表演等助祭活动，后被称为“社会”或“社火”，泛指节日演艺集会。
还有各地传统的赛神祭祀乐舞，与民间原始信仰和巫术崇拜有关的巫祝乐舞，如祈雨乐舞赛会，以斗船、驱傩、“斗声乐”等技艺比赛，以较胜负的形式举行祷祝：迎神、酬神、祈神、送神。
在“娱神”的同时，很大程度也兼“娱人”，甚至以娱乐为主。此类即兴创演，如刘禹锡所述“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的歌舞赛会，更多地是见于西北、西南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甚至遗留至今。
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商品交易、文娱活动的重要场所，即不仅“法会”期的聚会，而且很多戏场聚集在寺庙里，在这里购物游玩，娱乐，俗讲唱导，宣唱变文，表演佛教节庆乐舞、佛曲及百戏等等。
僧人也在这里广泛接触民间世俗音乐，“所述倡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宋高僧传》），促进了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结合，再为宣传佛经、教义服务。
